上过央视的汪正年，还住在1988年的木屋子里｜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
（原标题：上过央视的汪正年，还住在1988年的木屋子里｜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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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远离县城的方向行驶12公里，再沿着山脚的盘山公路一路蜿蜒向上，就能抵达农民工汪正年地处半山腰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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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村庄都被清冷的冬季大雾笼罩。午饭时刻，村里几家由木头搭建而成的瓦房冒起炊烟。行走在村里，只能依稀看见老人在家门口洗菜或在地里耕种的身影。村里道路两侧，随处可见散落一地的橘子、柚子。远远望去，村周围大多数梯田已被杂草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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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不时响起的鸡叫、牛叫声，才让处于丰收季的村庄显得没那么冷清。汪正年的故事就是围绕着这座现在冷清、曾经热闹的村庄展开。
1997年的一天，像大多数村里同龄人一样，17岁的汪正年第一次逃离村庄，乘坐着大巴车摇摇晃晃近一周时间，从贵州铜仁市石阡县奔赴广东打工。在此后28年遍布全国多地的务工生活中，他完成了结婚、生子等人生大事。
2000年春节前，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汪正年用攒下的钱购买了一台如枕头般大小的录音机。春节期间，他就经常扛着录音机，放着音乐在村子里闲逛，这样的电子奢侈品足以吸引村里一群小孩羡慕的眼光。他还会特意花重金购买芒果、龙眼等热带水果回家给村里老人开眼界。
2010至2013年，作为摩托车返乡大军的一员，他被选中成为纪录片《1350KM》的主角，一时享誉大江南北。2013年，他又成为央视公益广告《回家――迟来的新衣篇》的主角。在整个石阡县，作为一个农民工，这两个经历是值得一辈子说道的事情。
只是此后汪正年不为外人所知的外出务工日子，逐渐脱离了正轨。
出去闯
外出务工前，汪正年和家人一直过着家徒四壁、每日务农的生活。因为买不起木板，家中1988年就落成的木屋子，内里墙壁依旧用玉米秆子替代。上学期间，他每周的伙食就是自带的大米以及干菜或酸菜。
春节走亲戚时，看着外出务工的亲戚穿着新衣服、新皮鞋，聊天中还不时透露出光鲜亮丽的世界，那时汪正年家里穷，几年才能拥有一件母亲做的新衣服。从未离开过县城的汪正年在心里暗暗下决心：来年也要外出打工买新衣服。
20世纪90年代，城乡收入差距曾是第一代农民工踏上外出务工道路的重要推动力。200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253元。那一年，普通初中和小学辍学率分别为3.21%和0.55%。
第一年在建筑工地上，17岁的汪正年和100余名工友吃的是“大锅饭”，每顿饭1至2个菜。即使打饭阿姨经常会像“贵州老家喂猪”一样不耐烦地将饭菜舀进每个人的铁盘，他和工友们都会抢着排队打饭。菜中掺杂肉末，已经比在家里天天吃酸菜要好了。
打工的收入并不能给家庭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汪正年记得，每当夏季工地炎热时，工友们都十分想买一瓶当时广东地区非常流行的汽水，但为了省钱，只能用白开水或自来水替代。
2004年，汪正年的妻子彭双芹初中未毕业，也跟着亲戚前往广东的毛织厂。她清楚地记得，在计件制度下，入厂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90元，刚好支付当月的伙食费、住宿费。一年后，工资稳定在600元―700元/月。当时如果选择在贵州老家务农，人均年收入不足2000元。
汪正年说：“虽然工资不高，但生活很有奔头。每年外出打工，就想着攒点钱完善家里的房子，包括添置新电器、弄水泥墙壁等。”
连续几年外出打工后，汪正年的父亲开始舍得留下一头自家养的猪用于制作腊肉。此前每年过年，整个家庭才能吃上一顿真正的“全荤宴”。
直到2010年，外出打工13年后，汪正年的收入才迎来了真正的转变。
那一年，他在一家小型家具厂担任喷漆工，而家具行业刚好乘上基建高增长的东风――2009年，在“四万亿”投资计划等强力政策刺激下，基建大时代开启。2010―2013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均保持在20%左右的高位。尽管调控政策不断，但当时房价、房地产销售额等指标依然呈现“涨”声一片，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尽是造富故事。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之后，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进入高增速、高增幅通道。2010―2020年，平均值由1730元/月增至4811元/月。
当时家具厂实行计件制。2011年前后，汪正年一天最多能赚800元，而资深喷漆师傅一个月能赚1万―2万，同期流水线工厂工人月薪只有约1500元。那时家具很畅销，工人的日子也很好过。
有一年临近春节，家具厂生意依旧火爆。为了能及时赶回家过年以及完成工厂赶货任务，汪正年和妻子连续三天三夜没睡觉。
彭双芹说：“当时端着碗吃饭时，只要稍微靠着墙壁就能睡着。”
这种火爆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20年前后。汪正年听闻，一些小工厂老板趁那几年的火爆生意，赚了数千万元。村里一些外出务工的建筑工人，也攒下了一些钱，陆续把家搬到了山脚或县城里。
回家路
21世纪最初的几年，因高速公路较少，汪正年每年都会经历噩梦般的春运――他从广东回贵州老家乘坐的大巴车只能走坑坑洼洼的国道，近1000公里的路程所需时间均按天计算，最长一次曾耗时一周。
如果遇上大巴车因下雪而停运，他和同村工友只能轮流去广州火车站排队买绿皮火车票。在他的记忆中，春节期间，广州火车站排队购票的人群总能站满火车站外的广场，排队二十几个小时去窗口买一张硬座票是常态。如被告知没票，就只能回过头来重新排队，试图捡漏一张火车票。
春节回家的绿皮火车上，不仅是过道，连卫生间都能挤下三四个人。为了抢占一个好位置，大家都抢着爬火车窗户进火车车厢。一趟下来，双脚都是浮肿的。
2007年，汪正年和妻子用积攒下的3800多元买下了人生第一辆摩托车。此后五年，夫妻两人成为返乡摩托车大军的一员。再往后，一天十余趟往返贵州和广东的火车，彻底替代了摩托车。
2013年央视公益广告《迟来的新衣》画面谈及那段记忆，彭双芹笑着说：“现在的人想象不到当时春运的痛苦。如果再让我去骑摩托车往返，恐怕也没有那样的体力了。”
时至今日，汪正年对于外出打工印象最深刻的，是住宿环境。
在家具厂上班的那几年，他和工友住的是在鱼塘边用竹子搭建的屋子。说是“房屋”，地板和床板都是工友们用家具厂剩下的木板铺的，房顶再放置几片石棉瓦。
他说，很像村里的牛棚，四处透风。
后来辗转在各个建筑工地时，住宿条件依然一言难尽，上铺睡单身汉，下铺用布围起来当夫妻房。冬季需要洗热水澡时，工友们把木板点着，顶上放着装满水的铁桶。夏季只能硬扛，或者买个小风扇，风扇的电线还得偷偷接上。
包工头们的管理简单粗暴。每年春节放假前夕，是汪正年和工友们与包工头爆发冲突的高峰期。为了震慑住农民工，包工头会临时聘用几个身强力壮的保安。工友想提前要工钱回家过年，包工头就会挥舞着拳头，怒斥一句“你还敢要钱，给你拳头吃你信不信！”
汪正年模仿起了当时包工头挥舞拳头的姿势：“因为我个子小，所以当时没少被欺负。”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08年起，被雇主或单位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例逐年下滑。其中在2011年，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占比17.7%，建筑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占1.9%。据此测算，那一年约有85万建筑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
2000年前后，相关人员来查暂住证时，一些没办暂住证的工友就会四散奔逃，来不及穿鞋往草丛里钻。现场有通风报信的、围观看戏的，平日里简陋枯燥的宿舍一时间好不热闹。几分钟内，被抓住的工友就要被遣送回老家。
直至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这样戏剧化的场景才宣告终结。
除了被拖欠工资，当时流水线职工也几乎没有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概念。彭双芹回忆道，2004―2007年在纺织厂工作时，工厂里没有周末，只在每月1日放假一天，其余时间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彭双芹的经历也是当时数百万农民工的工作缩影。2011年，外出农民工平均每个月工作25.4天，每天工作8.8小时。其中，32.2%的农民工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每周工作时间超过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的农民工高达84.5%。
2010年“富士康的十三连跳”并没有给彭双芹带来多大触动。她说：“当时周边工厂都采取类似的工时制度，我们这种没学历的没资格挑剔，只能做苦力活。”
直至最近十年，许多工厂才开始实现单休或双休制度。
汪正年亲身经历的一项变化是：2010年前在家具厂的油漆房工作时，工人唯一的防护设备就是一个普通的口罩。但今天，所有进入油漆房的工人都要佩戴被戏称为“猪鼻子”的空气过滤口罩，如被人事部发现未规范佩戴口罩，可能会被开除。油漆房也配备了空气净化设备。
意外
“综合判断，孩子患的是β型地中海贫血。”
“这个病好治疗吗？是不是吃点补血的营养品就可以？”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如白血病一般的疾病。”
2011年8月，在广州的一家儿童医院，和医生简单对话几句后，“白血病”一词就在汪正年的脑中不断嗡嗡作响，心一下子如同掉进了冰窟。“当时就感觉灵魂被抽空了，脑袋空空的，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从医生诊室出来后，手足无措的汪正年和抱着孩子的妻子蹲在医院走廊的角落，眼泪止不住地流。当时，孩子才刚满月。
2007年，在亲戚的介绍下，汪正年在广东的工厂里认识了同为贵州石阡县的妻子。一年后，两人抽空返回老家完成了结婚仪式。新婚之后，小家庭的经济状况已经非常紧绷了，而二女儿的病情给予了这个小家庭沉重的一击。
医生给出了两种治疗办法：一是保守治疗，需长期输血和服用药物，此方法有活到60岁以上的先例；二是等到一定年龄后接受骨髓移植，预计花费超100万且需要等待适配的骨髓，手术效果存在不确定性。不管哪种方法，对于当时月收入不足六千元的小家庭而言，都是天文数字。
在医院走廊哭了一场后，汪正年和妻子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救。“当时的心态就是像在山里走路，走到哪里算哪里。”
电话告知家里人孩子的病情后，远在贵州的父母拿出了所有积蓄并卖掉了家中喂养的四头猪。猪是村里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来源，关乎着次年开春买种子、化肥和仔猪的费用。
这些资金依旧填补不上不断增长的医药费窟窿。因迟迟等不到适配的骨髓移植源，包括父母亲在内，劝汪正年夫妻把孩子偷偷扔掉的声音越来越多，亲戚们时不时会说“隔壁村谁家也都放弃了孩子的治疗”，试图劝他们夫妻放弃执念。
走投无路之下，2011年年底，他开始利用自己在春运纪录片中的知名度向外界求救。2011年12月26日，在开通微博账号当天，他发出的第二条微博博文是“我女儿出生二十几天后，发现肚子肿大、脸上发黄，又哭又闹地没有精气神。经检查，孩子患有重型地中海贫血”。
他说：“如果不是爱心人士的帮助，二女儿可能早就不在了。2011―2017年，家中所有可用的积蓄都拿去救二女儿，钱不够时就四处求人借钱，直到现在还拖欠约30万元。这几年过年时，也遇到过上门讨债的人。”
采访谈及二女儿的治病经历，汪正年的一位远房亲戚加入话题：“如果让我经历那样的事，想死的心都有。”
2017年，汪正年带着“使命”出生的小儿子给二女儿捐献了骨髓，让二女儿最终完成了骨髓移植。如今，二女儿已经读初二，恢复状况良好。彭双芹说，2017年与二女儿同一时期做骨髓移植的9位病友，后续8年时间内都相继离世，“也许命中注定我应该失去一切，赚回一个女儿。”
回顾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汪正年说自己遇到的最糟的就是这件事。
为了给孩子治病，他错过了2013年之后家具行业最好赚钱的时期。从那之后，他再也没翻过身。
因为经济窘迫，他没少遭受周围人的冷言冷语。2021年他的母亲因病去世时，全家仅剩下80多元。为了能给母亲办丧事，他只能四处打电话求借钱。
“母亲最后一天，躺在家中痛得实在无法忍受，我们也只能给她不断打止痛针缓解痛苦”，直至现在，这个画面还在汪正年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11月24日深夜，汪正年围在火炉旁聊起母亲时，他76岁的父亲如同祥林嫂一样，重复地喃喃自语：“他母亲20岁就跟了我，年轻时肩挑背扛都能做。可是还没享过福，生病半年后就死掉喽。”
汪正年父亲说，自妻子过世之后，家里就再也没养猪了。
三天采访时间，聊起女儿治病、母亲因病去世、四处求人借钱的故事时，45岁的汪正年已经拿不出太多的表情变化。
苦中作乐
小时候因为玩鞭炮，汪正年被炸断了两根手指，那是他人生遭遇的第一次不幸。
外出务工过程中，残疾问题导致他被所有正规流水线工厂拒之门外，最终只能去建筑工地或者要求不严格的小工厂。青春期和工友外出游玩时，他总是用绷带把残缺的手指缠起来。直到现在，和别人聊天时，他也总是习惯性地将粗糙的双手交叉，避免被看出“异样”。
外出务工塑造了他超强的适应能力，他将这种能力称为“学会苦中作乐”。
21世纪初期，即使每天的工作都让人精疲力竭，汪正年也会和工友们在闲暇时赶去工厂附近的溜冰场。溜冰场其实就是一块被围起来的水泥地，四周放置着彩灯，每次收取几元的溜冰鞋使用费。每天晚上，溜冰场都会吸引大量流水线工厂工人。舍不得花钱时，他就和工友在广州的各大公园闲逛。
近几年，因为家具厂的喷漆活不好找、正规工厂又进不去，他和妻子辗转于广东、云南等地的工地。彭双芹回忆说，夏季三十七八度的天气，即使戴着手套去搬运钢筋，都能把手烫起泡，将水浇在钢筋上，能听到“嘶、嘶”的声音，像烧开水一样。
今年8月底，结束了云南工地生活后，汪正年和妻子再次回到老家。这段时间，妻子在当地县城一所学校食堂里担任勤杂工，每天工作时间为夜间4点至上午9点以及下午3点至晚上10点，工资每月2000元。汪正年则在村里做起了兰花种植生意，并用自己的名字在短视频平台售卖。
现如今，他所在村的四十余户人家中，已有十余户搬至山脚或者县城，剩余的二十余户也都建起了两三层的水泥砖房，而汪正年依旧住着父亲在1988年建成的木头房子。
有时和朋友聊天开玩笑时，汪正年会说自己虽是“80后”，日子过得却比“60后”“70后”还苦。直到现在还只有一所破旧房子，一直没钱修缮。
说到此处，他的视线快速环绕客厅一周。客厅内，木板墙壁被柴火熏得发黑，裸露在外的电线连接着家中为数不多的电器――几盏白炽灯、一台冰箱和一台饮水机，供客人坐的木头长椅也是十几年前的产物。
下半年，夫妻俩的三个孩子分别上高二、初二和六年级。其中，大女儿日常评测成绩有望达到贵州一本线，二女儿则有希望考上县城最好的高中，小儿子则是夫妻两人的“跟屁虫”。三个孩子是夫妻两人为数不多的精神寄托以及炫耀的资本。
因为希望孩子们有更好的生活，汪正年认为2050年会是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到时候，工地上如水泥、砂浆搬运等体力活，都能被机器人替代，农民工不再需要日晒雨淋；三个孩子成为坐办公室的白领，只需坐在电脑前就能完成一天的工作；因为经济发达，孩子们也不需要再为房子、找工作而忧愁。
11月26日，在采访最后一天，笼罩一整个上午的冬季大雾已经散开，村里为数不多的老人陆续搬出椅子在院坝上沐浴着难得的阳光。阳光底下，汪正年翻出2003年非典期间在广州拍下的照片。
那年，23岁的他身着淡蓝色衬衫，梳着至今仍时兴的三七分长发，坐在棕榈树下吹着微风。
采访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