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打独斗到多方协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能否成为行业“强心针”？
（原标题：从单打独斗到多方协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能否成为行业“强心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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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会逆势重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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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近期萦绕在出版业界的一个共同的疑问。在中信出版集团总经理段甲强的眼里，书店的春天，似乎已经脚步临近了。
最近，有不少地方政府和大型央企，都向中信出版集团抛来了橄榄枝，邀请他们洽谈合作，利用其城市休闲空间，开办大型书店。而中信出版集团的一家新书店，也即将开业，这似乎为久已溃退的书店业，带来了一抹亮色。
这个亮色，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下称《条例》）带来的，《条例》将于2026年2月1日正式施行。这部以“全民阅读”命名的行政法规，自国务院审议通过之日起，便在出版与阅读领域反响强烈。它被寄予厚望――在纸质阅读式微、注意力碎片化、出版业深度调整的时代背景下，成为一剂强心针，系统性地推动书香社会建设。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旨在由政府主导，系统性推动全民阅读，明确各级政府在阅读设施建设、资源供给等方面的职责；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开展各类阅读活动以营造社会氛围，最终目标是培养全民的阅读习惯，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然而，政策红利之下，不同市场主体的感受与预期却存在着显著差别。从大型出版集团到行业基金会，再到一线民营书店，他们如何看待这部《条例》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复杂现实下的挑战
“当时我是新闻上看到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我很激动。”中信出版集团总经理段甲强回忆起得知《条例》通过时的场景。作为国内领先的出版集团负责人，他视此为推动行业变革的重大信号。然而，资本市场的反应给他泼了一盆“冷水”：“第二天整个出版行业的股票平静如水。”这也反映出了出版业面临的复杂处境。冰冻并非一日之寒。
段甲强将挑战概括为几个交织的因素：行业整体处于下行期，纸质图书销量持续滑坡；技术变革，尤其是人工智能对内容生产与传播模式的冲击日益显著；销售渠道快速迭代，从传统电商到直播带货等内容电商，渠道话语权的转移不断挤压出版方的利润空间；价格体系混乱，低价倾销与盗版侵权猖獗，严重侵蚀正版市场。他引用一位作者的观察指出：“如今可能卖1本正版书，市场上就有40本盗版书。”
与此同时，国民阅读状况亦不容乐观。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二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2024年，中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9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52本，日均纸质图书阅读时间仅24.41分钟。快节奏生活与碎片化内容，正不断蚕食深度阅读的土壤。
韬奋基金会副理事长黄书元同样感受到行业的阵阵寒意。他坦言，近两年出版业市场有所收缩，读者需求愈加多元；内容生产端“内卷”严重，支持原创的动力有所欠缺，人才也在流失；实体书店承受着租金与客流双重压力。
1月8日，在中国出版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联合主办的“出版发行高质量发展论坛”上。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副局长蔡书贵谈到，当前出版业仍处在深度调整期、动能转换期和生态重构期，有效供给和精准需求不相匹配的矛盾仍然较为突出。2025年全国实体书店减少的数量约为1000家，虽然很多书店也在尝试多业态的融合，但是多业态反哺图书主业的作用还不够突出。
蔡书贵还指出，从供给侧的需求来看，面对读者习惯和消费方式的变化，图书的总供给结构性过剩，优质图书的供给还不够多，而数字化、多样态的转化也不够多，消费者数字化阅读需求在持续增加，而传统阅读的需求在下降。
蔡书贵指出，落实《条例》，要支持和引领实体书店创新发展。实体书店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载体，要建立部门协调联动机制，推动各地采取政策措施支持书店发展，培育一批高品质、有内涵的特色书店。建设小而美的阅读空间，推动各地培育城市文化会客厅，分批指导有条件有意愿的书店升级为传承城市历史文脉、展现地方人文气质的文化交流空间。
黄书元也认为，《条例》对出版业提供了间接但根本性的支持：“如果没有优质的出版物，阅读就是无米之炊。如果没有比较健康的出版生态，阅读推广也无从谈起。”他认为，出版与阅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条例》虽以阅读为名，实则通过规范和引导阅读需求、疏通传播渠道、优化市场环境，为出版业“把路打通了”，如同疏通了产业的“毛细血管”。
而在行业另一端，出版从业者仍在盼望政策对自己实质性的帮助。长沙镜中书店主理人海蒂直言，最初看到《条例》时，最想弄清楚的是“跟自己切身的关系到底在哪儿”。在她看来，《条例》目前还是一个宏观框架，她认为“《条例》施行之后，肯定还是要有具体的措施的，并且得是自上而下的”。
海蒂还将目光投向更宏观的市场环境，认为大型互联网平台也应当承担起责任，“线上渠道的低折扣竞争正在扼杀实体书店”。想要构建一个健康的图书出版销售“大生态”，涉及平台、出版社、经销商等多方利益平衡。
优质内容与渠道创新
尽管感受各异，但出版产业链已开始积极解读并布局，试图抓住《条例》带来的潜在机遇。其核心共识在于：内容质量是根本，渠道创新是关键。
《条例》中“聚焦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出版物”的要求，与出版机构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段甲强认为，这将推动出版业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中信出版集团迅速制定了“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十条举措”，并将其细化为具体行动。
段甲强举例说明了中信出版在内容上的坚守：从《谁动了我的奶酪》到基辛格的《论中国》，再到剖析科技竞争的《科技共和国》等。“我坚信我们出版人的情怀和使命就在于，只要是好书，哪怕是短期不挣钱我也要干，说不定就可以影响一批人乃至一代人。”最有代表性的，是集团旗下小众学术刊物《比较》，虽很难盈利，但其刊载的前沿思想和学术文章影响深远。段甲强表示《比较》仍会继续办下去。
此外，《条例》明确提出“支持实体书店发展”，这让段甲强倍感振奋。近些年，显然是书店业最艰难的时光，中信出版集团旗下的中信书店整体也在收缩，一些书店的利润覆盖不了房租和人员成本，传统的书店业态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而《条例》的实施，为中信书店探索的“书店合作2.0”模式，提供了想象空间：地方政府或企业提供优质空间等硬件设施，中信书店负责内容运营与管理，以“轻资产、重运营”方式合作。
段甲强的目标是在“十五五”期间将中信书店的开店数量翻三番。未来的中信书店，被重新定义为“城市文化空间”和“综合知识服务能力的线下输出端口”：除了图书和轻餐饮，更重要的是持续不断地举办作者见面会、读书分享会、课程培训等文化活动，链接高端作者与忠实读者，服务地方政府的文化建设与企业、机构的团体学习需求。
《条例》也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融合发展”。段甲强介绍，中信出版正在升级自有平台“中信书院”app，旨在打造“高端化、思想化、智能化”的知识服务平台，并探索开发“图书智能体”以实现交互式阅读。此外，通过将作app者资源转化为培训师资，为企业机构提供定制化服务，中信正从图书出版商向“综合知识服务商”转型。
黄书元同样认为，《条例》对出版业最核心的支持在于对内容生产的引导和要求。“它提出来的要丰富出版品种、优化结构，其实就是要加大优质出版内容的供给。”他表示，《条例》还细化了针对少儿、老年人等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这为出版社的精细化选题提供了方向。
黄书元从公共文化服务角度解读了《条例》对于出版渠道的支持。《条例》鼓励在机关、学校、交通枢纽等设置阅读设施，“以后在各种不同场合，你要想读书都可以找到优质图书。这种扩大的供给渠道，将来都是由政府买单。”这将为出版业开辟稳定的政府采购市场。他同时认为，政府采购既可能提出特定需求（如地方文化读物），也会基于市场畅销书进行选择，从而兼顾导向与读者兴趣。
而对于《条例》提及的政府采购，海蒂提到，曾有政府联合书店作为图书馆借阅点的尝试，但不解决根本问题。核心在于采购折扣与数量：“采购时你要很使劲地谈，才能谈到6.5折或者7折采购，但如果不起量也没多大利润。”
对于“社区阅读空间”，其实许多民营书店已在实践，但困难仍然不小，因为每家店独特性太强。她曾接触过政府提供的免费社区场地，但对于镜中书店这类注重调性的书店而言，其读者客群较为细分，与生活社区往往并不匹配。
基于现实情况，海蒂提出了几种她认为可能有效的支持方式：一是直接降低运营成本，给书店免租或是装修补贴。二是采购智力服务而非仅仅图书，政府可以为书店举办的读书会等活动补贴费用，如嘉宾的来往路费等。
出版业不再“单打独斗”
面对行业不同层面反馈的复杂诉求，《条例》的有效实施无疑考验着各方的智慧与执行力。
黄书元特别强调了《条例》在制度上的突破：明确了各级政府的主导责任，并要求文化、教育、财政等多部门协同推进。“原来基本上都是我们出版业单打独斗，但这次提出来的各级政府、文化教育部门都要协同来做这个事情，力量就更强了。”
黄书元认为，《条例》作为全国性法规，难以设定统一的硬性量化指标，更多是原则性要求。这给了地方执行一定的灵活空间，但也可能导致标准模糊、落实有差别。
作为公益组织，韬奋基金会表示将积极响应《条例》。黄书元介绍，基金会每年投入约一亿元用于捐赠图书和举办阅读活动，未来将加大力度，并通过其下设的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等机构，更有效地组织基层读书会等社会力量。
段甲强表示，为了更广泛地推广阅读，中信出版推出了一项“全民阅读推广大使”计划。该计划不仅邀请梁鸿、达利欧等国内外知名作者担任大使，还将从广大忠实读者中遴选代表。他希望通过这些大使的示范效应和各类线上线下活动，将阅读推广从“塔尖”的作者延伸至“塔基”的广大读者，形成更广泛的社会联动。
随着《条例》的施行，它将如何影响出版行业每一个参与者？它将如何疏通出版行业的“痼疾”，并培育更深厚的阅读土壤？答案或许不在于条文本身，而在于随后展开的、充满细节的实践。无论如何，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的系统推进、尊重差异的精准施策以及全社会对阅读价值更深切的认同与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