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全国政协常委、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钱学明：产业梯度转移重在“精准有序” 重构东西互补新格局
（原标题：专访全国政协常委、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钱学明：产业梯度转移重在“精准有序” 重构东西互补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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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国家产业转移提升工程，是中央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更是筑牢我国实体经济根基、激活经济内生增长潜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举措。
近日，全国政协常委、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钱学明接受证券时报专访时指出，国家产业转移提升工程是统筹发展与安全、促进区域协调、激活经济潜能的战略之举，产业转移绝非简单的空间搬迁，需通过系统性政策创新破除转移堵点、理顺区域利益分配，推动产业在梯度转移中实现绿色化、智能化升级，同时紧抓西部绿电、东数西算、科技创新三大机遇，以人工智能赋能培育新质生产力，最终形成东中西部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的产业协作新格局。
“全国一盘棋”下的产业再布局
证券时报：作为长期关注产业转移问题的委员，您如何理解“实施国家产业转移提升工程”的战略意义？这与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怎样的内在联系？
钱学明：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优化产业布局，促进重点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实施国家产业转移提升工程”。其战略意义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有利于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深刻调整背景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等重点领域安全面临诸多挑战。比如，不少关键产业及产业链关键环节过于集中在东部沿海，很多产业“出海”步伐明显加快。实施国家产业转移提升工程，有利于保持国内制造业合理比重，筑牢我国实体经济根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新安全格局。
其次，有利于更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据统计，我国中西部铁路营业总里程超过10万公里，占全国比重超过60%，跨区域物流成本逐渐降低；西北风电光伏、西南水电等清洁能源基地基本建成，全国首批52个零碳园区中有20个位于西部地区，“东数西算”工程顺利推进。实施国家产业转移提升工程，有利于我国产业在转移中实现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更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再次，有利于更好激发经济发展潜在动能。据统计，我国有近3亿农业转移人口尚未实现市民化，他们绝大多数来自中西部地区。实施国家产业转移提升工程，有助于让他们在家乡实现就近就业和市民化，深度释放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居民消费等各领域潜力，激发我国经济发展潜在动能。
证券时报：您曾建议实施“东减西增”的能耗政策、完善土地指标跨区域转移等。对于国家产业转移提升工程，您认为最需要哪些关键政策突破来破解当前产业转移中的瓶颈问题？
钱学明：多年来，东西部之间产业转移主要是由东部企业和西部地方政府推动为主。由于缺乏东部地方政府的支持，很多转移企业往往难以及时获得土地增值的应有收益，作为搬迁西部地区基础资本。同时，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各类要素指标基数比较低，在现行政策环境下，难以较大规模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下一步，实施国家产业转移提升工程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着力破解政策瓶颈：一是适当降低对东部地区GDP、税收等考核评价权重，更加突出科技创新、转型升级、发展引领等高质量发展指标。对东部地区因产业转移所减少的GDP、税收等指标，在国家层面统计之中给予基数核减。二是按照“全国一盘棋”要求，根据产业布局合理配置碳排放指标，重点做好强度考核。适当增加西部地区用地、碳排放等要素指标，让其加快承接那些市场需求大、事关产业链安全的高载能产业。出台“用地、碳排放等要素指标随产业项目等量或减量转移”政策，让企业在转移中提升“含绿量”“含新量”，助力全国实现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下降”。三是做好东部地区转移企业原有土地出让的“文章”。创新转移企业原有土地退出和地价形成机制，让东部地区转移企业尽早获得土地退出资金，促进企业搬迁转移。制定转移企业退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奖励政策，更好引导和激励东部地区产业在国内跨省转移。
探索财税分成与“飞地经济”，破解“转出地冷”难题
证券时报：在当前推进国家产业转移提升工程中，如何建立更有效的转出地与承接地利益共享机制？
钱学明：近年来，国内产业转移虽取得阶段性成绩，但普遍存在转出地缺乏动力、承接地要素保障不足等问题。尤其是转出地与承接地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尚未完全理顺，两地区在利益获取上的不对等，容易催生“承接地热，转出地冷”的困境。加上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东部地区都在推动省域内部产业转移，力推“产业回归、资本回归、总部回归”。
下一步，应当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深化跨行政区合作，健全区域间规划统筹、产业协作、利益共享等机制”要求，着力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和实践。一是探索建立基于产业链贡献度的财税分成制度，推动转出地和承接地之间合理分配。对产业转移所形成的GDP、投资等增量经济指标，试点东西部省（区、市）先协商后再进行划分，做到国家统筹和跨区域分配相结合。二是深化省际交界区域合作，大力支持东部与中部地区、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内部的省际交界区域开展产业合作，探索高效协同的合作机制，辐射带动更广范围跨区域合作。三是积极推进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的体制、机制和技术创新，积极推广合作、援建、托管以及“异地生产、统一经营”等不同类型产业园区开发模式。四是深入推广“飞地经济”模式，大力发展“反向飞地”“双向飞地”等东西产业转移新模式。大力支持西部地区承接地在东部地区转出地建设“科创飞地”，积极推广“研发设计在转出地、生产制造在承接地”等合作模式。
证券时报：在您看来，如何实现“在转移中升级”，避免简单的产业搬迁，而是通过转移促进技术升级、设备更新和工艺换代？
钱学明：产业转移不是盲目搬迁，而是通过“量体裁衣”的深度重构，形成东中西部地区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的产业协作机制。各地资源禀赋不同、发展程度不一，在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产业梯度转移的要求下，“精准有序”对接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是国家层面从如下几个方面做好引导和推动：一是统筹修改完善《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和《产业发展与转移指导目录》。鼓励、支持和引导西部地区根据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条件，差异化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加强对产业梯度转移的分类指导，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每年联合主办“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建立东西产业转移常态化合作机制。二是聚焦传统产业优化提升，分类推动向西部地区有序转移。比如，加快华北地区钢铁、石化等原材料产业“区域性去产能”步伐，支持向北部湾等地区转移，确保总量规模适度、供需基本平衡、产品结构升级。大力引导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业，在西部陆海新通道、新亚欧大陆桥沿线布局，实现既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又提高整体行业集中度。注重积极鼓励高端数控机床、高端船舶等重大装备产业，在成渝、关中、北部湾建设备份基地，在加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的同时，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主动引导氧化铝、铜冶炼等资源约束型产业，向西南、西北地区转移并建立再回收利用体系，尽早实现从“高耗能、高碳排”向“高载能、低碳排”转变。积极支持轻工、纺织等量大面广产业，向西南边境、新疆南部转移，帮助广大边民实现“富起来”并愿意“留下来”。
证券时报：您长期关注乡村全面振兴，而产业转移与解决易地搬迁群众就业、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如何通过产业转移提升工程更好地服务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实现“产业跟着打工人口走”？
钱学明：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定共有8次提及县域，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这一部署正是全面贯彻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具体实践。对于中西部地区广大县域而言，其普遍存在产业支撑能力不强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十三五”期间中西部地区还累计完成96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搬迁，亟需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创造更多稳定就业机会。下一步，实施国家产业转移提升工程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发力：一是西部地区要全面梳理对标国家规划和政策导向，结合县域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主体功能定位等，明确大城市周边县城、专业功能县城、农产品主产区县城、重点生态功能县城等不同类型。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差异化产业发展、设施建设、要素保障策略，实现分类发展县域经济。二是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大力支持西部地区重点开发区域的产业园区、物流设施。尤其是引导各地按照“一县一业”，集中资源培育一两个主导产业，并围绕主导产业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在延链补链强链中发展壮大链主企业，构建专业化、集群式产业格局。三是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县城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建设，促进“人的就近城镇化”。此举既能让东部地区转移企业获得稳定、相对低价的劳动力资源，增强企业竞争力；还能彻底解决西部地区“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更能让务工人员提升主人翁意识，与转移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更好保障和提升产品质量。
借人工智能重构产业链，紧抓三大新风口
证券时报：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实施的关键之年。对于深入推进国家产业转移提升工程，您有哪些具体的政策建议？特别是在人工智能赋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产业转移如何把握新的机遇？
钱学明：实施国家产业转移提升工程，关键在于出台用地、用能等支持性政策，健全区域间产业协作、利益共享等合作机制，同时亟需树立“产业不仅可以在转移中升级，还可以借助人工智能赋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全新认识。比如，我国石化化工行业在“双碳”战略和“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的大背景下，正经历从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从粗放发展向精细管理的历史性跨越。
对于东部地区那些已经运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石化化工企业来说，亟需通过产业转移搬迁，并人工智能重构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对于东部地区广大企业而言，迫切需要把握如下几个产业转移新机遇：
一是“西部绿电”机遇。目前，西部地区不仅拥有西北光风电、西南水电及广西核电等丰富绿电优势，还正在不断完善绿色产品认证、碳足迹管理等政策，这有利于东部地区转移企业更好应对美西方“碳关税”和“碳讹诈”。比如，截至2025年底，新疆电网新能源累计装机规模突破1.67亿千瓦，占电网能源总装机超过六成，就地消纳空间很大。
二是“东数西算”机遇。对于东部企业而言，他们完全可以在向西部地区转移过程中，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借助数智技术、绿色技术进行改造提升，促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在降低成本中拓展全新市场。比如，宁夏中卫市就已汇聚26家数据中心企业，累计投资额高达570亿元，集群标准机架达到23万架、算力卡18.6万张、算力规模达13万P（1P约等于每秒1000万亿次计算速度），可为诸多企业提供“人工智能+”服务。
三是“科技创新”机遇。近年来西部地区也在把握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立足自身定位、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新动能上持续发力。比如，甘肃金昌、白银、兰州、武威四市通过协同联动创新，成功打造国家级“有色金属先进制造业集群”，并实现综合制造成本较沿海地区降低约12%，十分适合相关产业转移集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