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财办原副主任尹艳林聊了两小时：反内卷、房价、股市、“十五五”和改革

（原标题：和中财办原副主任尹艳林聊了两小时：反内卷、房价、股市、“十五五”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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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经济观察报专访了十四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尹艳林。在两个小时的交流中，尹艳林从“反内卷”政策谈起，谈到了稳房价、稳股市、社保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十五五”规划等一系列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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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24日，政策层祭出提振经济和资本市场的一揽子增量政策，这些政策扭转了消费和投资增速持续放缓的趋势，有效稳定了股市和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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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随着“反内卷”政策持续推进，部分工业企业利润得到修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降幅收窄，科技企业竞争力增强，股市活跃度提升；另一方面，消费增速持续走低，部分城市的房价波动加大。

长期从事经济政策研究的尹艳林认为，“反内卷”有较为清晰的行业和行为指向，不是每个行业都需要“反内卷”。要防止“反内卷”泛化，更要避免“反内卷”被曲解为“反平台经济”或针对民营企业。

尹艳林说，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仍是需求不足的问题，既有政策效应逐渐减弱，需要新的增量政策。

尹艳林认为，房地产应成为增量政策的突破口，与资本市场相比，房地产带动效应更强，要尽快稳住房地产市场。为此，一方面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大30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政策调整力度，并推动降准降息；另一方面，房地产依然是中国家庭最重要的资产配置和投资方向，要扭转房地产市场的预期，避免形成“房价只能跌或稳、不能涨”的单边预期。

除增量政策外，尹艳林强调了改革的重要性。他在新著《深层次改革：中国经济的难题与突破》中提出“深层次改革”概念，认为当前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顺利�过改革深水区，无疑需要更多勇气、智慧和韧性。

《深层次改革》

立足当下中国经济的状况，尹艳林认为至少有三方面改革应尽快推动：一是收入分配改革，包括调整个税税率、增加专项抵扣项目及降低社保缴费费率；二是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财权关系；三是投资体制改革，推动民营企业“敢投资、有回报”。

在他看来，改革未必要强调“阵痛”，宏观政策可以为改革提供一个更适宜的环境。比如，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总量功能，引导实际利率下行，甚至可以采取某种形式的中国版“量化宽松”。

尹艳林反复强调改革“窗口期”，他认为经济增长承压时，部分领域推动改革的难度较大，但也有部分领域更容易形成改革共识。

尹艳林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受需求不足影响，持续未达潜在增长率。通过宏观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发力，“十五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有望达到5%以上。

防止“反内卷”泛化

经济观察报：从202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到“综合整治‘内卷’式恶性竞争”，这种政策表述变化意味着什么？

尹艳林：我理解，202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的“产能过剩”，重点指向部分传统行业。因为当时房地产调整下行，很多与房地产相关的产业出现产能过剩。“反内卷”主要指的是光伏、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聚焦2024年后这些新兴产业出现的不合理的价格战，其成因与传统行业过剩明显不同，且更为复杂。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到“反内卷”，反映出政策关注的行业、问题和工作重点都发生了一些调整。

经济观察报：今年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几乎所有行业都在谈“反内卷”，甚至部分金融行业也提及“反内卷”，是否所有行业都需要“反内卷”？

尹艳林：这种“反内卷”泛化的情况，应该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内卷”本是一个网络用语，但当前政策语境下的“反内卷”，有比较明确的行为和行业指向。

“反内卷”反的是部分行业的恶性价格战，不是所有行业、所有价格竞争行为都属于“内卷”。即便有的行业出现不正当价格竞争，也要分析其成因和影响，不能“一刀切”，更不能用错误方式“反内卷”。

应该怎么“反内卷”？关键在于四个字：依法依规。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等法律规范行为，避免重走行政化控制的老路。

市场竞争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而价格竞争又是市场竞争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无论是质量竞争还是效率竞争，最终都体现为价格竞争。“优质”最终也需要通过市场“优价”确立。

目前“内卷”比较集中的领域，主要是民营企业占主体的新兴产业和互联网行业，我担忧部分地方、行业将“反内卷”曲解为“反平台经济”或针对民营企业。要维护基本市场规则，防止“反内卷”扩大化，冲击正常的市场竞争。

经济观察报：目前部分领域出现由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牵头，几家头部企业开几场会就把产能与价格确定了的现象，这种行为是否存在风险？

尹艳林：实践证明，行政干预产能与价格的效果往往是不好的。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情况外，政府很难真正区分什么是合理的价格竞争，什么是先进的产能。

现在，一些部门正牵头制定重点行业产能整治方案，这些方案对应对当下情况可能有其必要性，但仍要遵循“依法依规”原则。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避免损害中小企业的利益，防止少数行业龙头企业通过非竞争方式淘汰中小企业；二是保护技术进步，对技术迭代形成的价格优势予以有效保护。

很多存在“内卷”的新兴行业，还处于技术进步频发期。技术进步会提升效率、降低成本，这种技术优势最终通过价格竞争转化为市场优势，成为对技术进步者的“奖励”。如果“锁死”价格和产能格局，技术进步的效率就得不到体现，追求技术进步的积极性也会受挫。

在传统领域，技术进步慢，行政干预的问题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会暴露；但新兴领域行政干预的后果，可能很快就会显现。

更何况，传统产业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市场空间相对可预测；而新兴产业面向全球市场，市场规模更难预测，也就更难用行政或类行政方式“规划”产能，所以这一轮“反内卷”比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复杂。

因此，对于普通的价格竞争，不妨多观察，不要太着急，尽量通过市场机制完成出清。

经济观察报：但从一些部门与行业的动作来看，似乎希望能立竿见影地解决“内卷”问题？

尹艳林：我觉得很难。特别是现在一些观点认为“通过压缩产能来提高价格”，这种方式或许能在短期内对部分行业起作用，但无法解决宏观问题。在总需求不足的环境下，想通过压缩产能实现价格总水平回升是不现实的。

个人认为，宏观调控有主次区别。从宏观角度看，需求不足是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内卷”是次要的结构性问题。当下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还是提振需求，不能跑偏了。对“反内卷”政策的片面理解，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比如过快调整产能会冲击就业市场。

经济观察报：这一轮“内卷”高发领域主要是民营企业聚集的新兴行业。过去我们都说国有企业聚集的行业容易出现市场失灵，为何这一轮民营企业也出现类似问题，且未能通过市场完成出清？

尹艳林：症结还在地方政府。由于对GDP增长和财政收入高度依赖，部分地方政府会想方设法保护重复建设产能，并在过剩时阻碍辖区内产能出清。

很多项目的上马不完全是企业自主决策，自然也难以通过市场方式退出。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对地方政府来说，上马新能源汽车项目可能是必要的，但最终导致全国范围内项目遍地开花，“内卷”就出现了。

这是我们原来没想到的特殊情况，说明当前微观基础还很不健全，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若不解决非市场逻辑，产能问题就会反复出现――以前是在房地产行业，后来是在半导体、新能源行业，现在在人工智能领域也有类似的苗头。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近年部分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反而变强了，在经济发展中的存在感也更突出？

尹艳林：从科技发展、补短板到民生保障等，地方政府近年承担的任务越来越多。要完成这些任务，就需要抓手，因此不断加强地方国有企业力量，地方国有企业的作用就变得越来越大。这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如何更好发挥职能”的问题，也是“如何更好引导民营企业参与科技、重大项目建设”的问题。

但近两年情况也在变化，大家逐渐意识到“光靠政府不行”，真正要搞创新、发展新兴产业，核心还是要靠民营企业。特别是杭州“六小龙”的出现，对科技部门与政府管理理念都产生了一定冲击，这说明创新需要市场，也需要民营企业。

房地产市场是宏观经济的突破口

经济观察报：一年前的9月24日出台了一系列增量政策，从近两个月数据看，政策的边际效应递减，是否需要新一轮的增量政策？

尹艳林：尽管上半年GDP增长达5.3%，显示出中国经济的增长韧性，但受物价持续低迷的影响，名义增长率仍未达预期。名义增长率低于实际增长率，微观主体的感受就不太好。当前投资、消费增速放缓，失业率回升，房地产市场企稳难度加大，这些都反映出宏观经济仍处于比较“紧”的态势。因此，我建议宏观政策要加力。

我们有政策储备箱，且在不断研究、补充新政策工具，宏观政策加力的空间是有的，只是看在什么时点下决心。可能会将更多“子弹”留给明年――毕竟明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

经济观察报：中国经济需求不足的问题已持续一段时间，原因是什么？

尹艳林：需求下行，部分源于疫情的“疤痕效应”。去年以来的“两新”政策（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起到了提振需求的作用，但现在“两新”政策的边际效应在降低。一些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的政策也有所减少，因为消费券需要地方财政支撑，以旧换新也不可能一直持续、扩围。

短期看，提振消费最直接的办法是进一步放松消费限制，让有钱人多消费，这样才能带动其他群体收入增长。即便能将近几年新增的近70万亿元居民存款释放10%，也能形成7万亿元的需求规模，这可不是个小数目，能抵上发行几次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效果。

经济观察报：投资也是需求的重要方面。有的经济学家建议，相比提振消费，加大投资的效果更立竿见影；但也有的研究者认为，现在投资边际效应较低，还可能带来大量政府债务，要谨慎投资。你怎么看待这一争议？

尹艳林：我一直建议要推动“新一轮大规模投资计划”，目前投资对中国经济还是很重要的。如果去年把置换地方政府债务的财政资金用于投资，可能对经济的拉动效果会更好一点。

置换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主要解决的是流动性问题，虽然减轻了部分地方政府的还债压力、延长了还债期限，但减轻幅度并不大，也就6000亿元左右的利息负担。当然，置换地方债务有利于增强地方政府投资意愿、提升投资能力。

下一步，需要进一步推动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这种良性循环至少有两个点可以抓：一是推进城镇化，尤其要加快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这一过程中能带动大量投资和消费；二是稳定房地产市场。

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是主要拖累项――要提振投资，需要先稳住房地产投资。同时，房地产也是能极大带动消费的产业，理应成为投资和消费的重要结合点。

但目前房地产政策的力度是不够的。“9・24”政策带来的改善是局部性的，不是整体性的，且政策效用已经逐渐释放。

经济观察报：从数据看，房地产投资尚未企稳，部分城市房价近期波动较大，要“稳楼市”，还可以出台哪些政策？

尹艳林：主要是思路上的调整。中央已经明确判断“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这意味着市场已从过去的“需求过热”转向“需求不足”。

相应地，房地产调控的政策工具箱，就应该从“抑制房价上涨”转变为“支持房价上涨”的工具箱。但从现实情况看，工具箱中“抑制工具”较多，“支持工具”较少，即使有部分政策工具，也多以“减少限制”为主。

房地产调控思路要尽快完成方向性的调整。如果大家都预期“房价只能跌、不能涨”，预期就会自我强化，进而加大稳房价的难度，“止跌”的目标也难以实现。

我们需要对房地产形成一些新的认识：房地产当然不允许投机，但它应该是家庭重要的资产配置，房地产所具有的金融属性也不应该被忽视。

2021年，房地产行业处于顶峰时，商品房销售面积大约是18亿平方米，现在已降至8亿至9亿平方米。但9亿平方米并非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常态，之所以这么低，有几个短期因素影响：一是收入增长放缓，导致支付能力下降，抑制了部分刚需和改善性需求；二是房价预期走弱，部分城市的房地产政策未及时调整，让一部分投资性需求走弱。实际上，即便考虑到抑制投机性购房、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中国商品房年销售面积也应在10亿平方米以上。

随着房地产新模式的构建，我们有能力更好地抑制投机行为（例如通过税收工具），让其正常的投资属性得到体现。

经济观察报：房地产市场的新模式会是什么样？会以保障房为主吗？

尹艳林：从目前市场看，以前的“高周转、高库存、高杠杆”的“三高”模式已不复存在，但新模式是什么？还需要探索。

我个人认为，这里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减少行政力量对房地产市场的干预。这些年，房地产市场是行政干预色彩较浓的领域。新发展模式要厘清房地产市场中政府和市场的角色，这是困扰当前房地产市场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总体上，中国房地产市场也属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部分，不是独立于这个体制之外的，整体仍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而非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我们当然要加强住房保障，但不会主要由政府提供住房。

从市场体制建设角度看，目前房地产市场监管的一些思路反而是和“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矛盾的。比如，各城市分割的属地监管模式，就和统一大市场的基本要求不符。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也应该减少房地产市场的行政干预，让要素更充分地流动。在各项行政干预中，户籍制度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格外值得关注，要进一步让房地产与户籍脱钩，特别是调整少数超大城市的住房政策。

经济观察报：有研究者建议成立中央收储公司，通过政府大规模收储稳房价，这个建议可行吗？

尹艳林：难度较大。第一是买不过来，资金需求量太大；第二是不好操作，要谈拢价格难度非常大。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都关心资本市场，你怎么看待过去一年稳定资本市场的效果？

尹艳林：稳定资本市场，可能有三方面考虑：一是希望通过稳定资本市场，加大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资本市场对创新药企业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二是希望提振信心，扭转预期；三是希望发挥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但财富效应要想起作用，需要资本市场有一个稳定且长期的上行趋势；即便有长期稳定的上涨，这些财富效应也不一定会进入消费或投资。

只能说，股市上涨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一个渠道、一个方向。从这个角度看，提振股市、稳定资本市场还是非常重要的。

但从整个宏观经济来看，仅稳定资本市场还不够。个人认为，稳定楼市的必要性可能要更显著。房地产对投资、消费的带动效应更强、更直接，对改善地方政府财政状况、修复居民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作用也更有效、更直接。提振需求需要一个突破口，稳定房地产市场可能就是这个突破口。

为此，一方面要进一步推动降准降息，降低购房成本；另一方面，特大城市要加快取消房地产市场的各类政策限制，推动房地产尽快“止跌”，发挥带动扩散效应。

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政策要更紧迫一点，目前“消费―收入”负循环的影响已更显著，这会进一步影响购房能力，进而抑制消费意愿。

在这一点上，一些经济学研究者的观点可能要更实际一点。中国民众在房地产领域的高资产配置，是长期理性的选择，不能简单认为是“配置比例过高”。

经济观察报：房地产市场与城镇化息息相关。当前农村人口对在城市定居的意愿似乎有所下降，不再那么渴望成为“新市民”了，中国城镇化还有较大空间吗？

尹艳林：目前主要的就业机会还是集中在城市，城市的生活环境对年轻人仍有吸引力。从微观角度看，为追求更好的生活，年轻人还是会从农村向城市汇集、从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

从宏观角度来讲，以前我们觉得城镇化率到70%就差不多了，但现在看国际上的发展趋势，城镇化率完全可能突破70%这条线，尽管这个过程可能有波折，但城镇化的趋势还在进行中。

只要有城镇化，经济发展就有动力：城市建设会带动各类产业（尤其传统产业）发展，目前传统产业占制造业比重依然保持在80%左右；各类服务业的发展，也需要城镇化的持续推进。

要推动城镇化发展，需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保障农民在农村的各项权益（如土地、宅基地等），最好能建立“农村权益与进城落户相互促进”的机制，让农村权益成为农民进城的“原始积累”与资金保障；二是进一步推动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脱钩、与常住人口挂钩。这方面300万以下常住人口的城市都有政策要求了，做得也比较好。但在城镇化进程中作用最大、吸引力最强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仍有比较大的改善空间。如果这些改革到位，城镇化持续推进将为中国经济注入巨大动力。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如果这些工作落实到位，“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速可以维持在多少？

尹艳林：我觉得“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速能维持在5%以上。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承压，主要是受到需求不足的影响，这恰恰说明经济增长潜力还在，只要解决了需求不足的问题，潜力就能释放出来。

经济观察报：“十五五”在经济发展中会是怎样的五年？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尹艳林：应该说，“十五五”是一个发展任务更重的时期，这从中央将其定位为“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就能看出来。很多领域的发展要在“十五五”期间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为“十六五”顺利完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筑牢基础。

改革不一定要“阵痛”

经济观察报：你在刚才的交流中多次提到“改革”，在《深层次改革》一书中也反复强调改革的重要性，该如何理解改革对当下中国经济的意义？

尹艳林：现状是经济本身的循环动力不足了，就像前面我们聊过的“消费―收入―消费”循环处于收缩状态。这种情况下，仅靠经济自身很难打破这个循环，需要注入一些外部力量，而改革就是重要的外部“变量”。

以消费为例，提振消费的关键是提升收入，实现“消费―收入―消费”的正向循环。但从当下看，没有消费就难以提升收入，没有收入又无法扩大消费，消费与收入陷入一个负向循环，必须通过一些外力来破局。

提升收入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增量政策激活市场，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进而带动收入提升；二是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提升劳动者的收入。

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着力点与增量政策不同，其核心是调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的分配关系，这需要下大决心。

比如，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直接增加老百姓的实际工资收入。疫情时期，我们给中小企业减税降费超2万亿元，现在也可以考虑以同等力度，用于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加大个税专项扣除力度。减税带来的财政压力，可通过发债方式缓解。

两年前我在政协会议中就提过，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档45%的税率有下降空间，这一税率对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是有压力的。此外，推进社保制度改革、调整养老保险缴费费率，也是提升实际工资收入的方式。当然，能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固然很好，但目前企业经营普遍面临压力，调整难度较大。

经济观察报：社保缴费是最近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有观点认为社保缴费费率过高，该如何平衡社保制度可持续性与当下的缴费负担？

尹艳林：社保制度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在制度建立之初部分国企职工没有缴纳社保，而是以“视同缴费”的方式纳入社保体系，这导致社保收支出现缺口，规模或达万亿元级。前些年，社保制度一直是靠不断扩大缴费面来应对这个缺口，缴费费率也降不下来。目前，灵活就业比例上升、新增就业增长放缓，以企业职工缴费为基础的养老保险制度，面临“扩面”瓶颈，“新人弥补老人”的机制也遭遇了可持续性挑战。

最近有专家建议，将较大规模的国有权益资本划拨社保基金。社保基金是国家社会保障储备基金，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和调剂，资金来源包括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资本划转、基金投资收益以及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方式。在9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国资委介绍，“十四五”以来，中央企业累计向社保基金划转国有股权1.2万亿元。可见，目前国有资本划转只是社保基金的来源之一，且主要是应对不时之需，并没有把弥补历史缺口作为目标。

要降低目前社保缴费率、增加职工实际收入，需要采取非常规措施。如果能抓住当下低利率窗口期，通过发行特别国债一次性填补社保缺口，或许是一个更具操作性的方案。如果国有企业能主动减持部分股份把这一块补上，当然就更好了。

经济观察报：有一种说法认为改革是“倒逼”的，就是面临挑战时往往更容易达成共识；也有观点认为改革需在适宜的宏观环境中进行。你怎么看待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

尹艳林：有些改革方向已讨论多年，但在经济增长较好时，很难形成共识。现在经济增长面临一些挑战，改革紧迫性提升，各方对改革方向的共识也越发明确，改革推进的进程也许会更快。比如近年来地方政府对演出市场等文旅行业的支持力度大了很多，服务意识显著增强，这就是经济增长压力“倒逼”改革的结果。

但另一方面，在经济承压阶段，触动利益的改革，特别是触动较多人利益的改革，推动阻力会非常大。前一段时间所谓“社保强制缴纳”引起的讨论，就是一个例子。

因此，关键是找到平衡：应在可控范围内，优先推进一些比较急迫和必要的改革。

经济观察报：能否举个例子，什么是比较急迫和必要的改革？

尹艳林：比如民营企业投资难和投资体制的改革。

经济观察报：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存在“民营企业投资走低，国有企业投资挑大梁”的现象，这一现象是否迫切需要改变？

尹艳林：民营企业不是不想投资，而是缺少适宜的投资方向。国有资本讲“三个集中”（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等领域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应将不属于“三个集中”的领域更多地留给民营企业，推动民营资本进入这些领域。

现在是主动做这项改革的窗口期：目前国有企业经营状况还可以，没有面临20世纪90年代末“三年脱困”的窘况。但如果再不调整，国有企业的经营压力会越来越大。从7月数据看，民营企业的利润还能维持增长，国有企业的利润出现大幅下降，这意味着经济循环不畅的问题已从终端市场传导至上游（上游以国有企业为主）。如果再不推进相应改革，就有可能出现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的情况。

现在是一个可以主动改革的窗口期，如果不抓住机遇，主动放弃一些领域，等出现大幅亏损后再改革，会陷入更被动的局面。

房地产行业就是例子。央国企曾被要求剥离房地产业务，但还是有不少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国企保留了相关业务。房地产行业出现问题的时候，先是从民营企业开始，但最终行业里的国有企业也一样陷入了麻烦。

要让民营企业“敢投资、有回报”，需要加大投资体制改革力度，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的改革。目前服务业领域“事业化”特征较突出，除旅游等少数行业相对比较市场化外，其他的医疗、教育、文化基本是由事业单位主导。如何引导民营企业参与这些领域，将是下一步改革考虑的重点。

还有很多收益比较明确、无明确限制甚至明确鼓励参股的行业，民营企业进入的兴趣却不是很大，为什么？这个问题也需要弄清楚。

经济观察报：还有哪些改革紧迫性比较高，且适合当前推进？

尹艳林：至少有三个方面，其中两个上面都谈过，即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与投资体制的改革；另一个是财税制度改革，主要目的是进一步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明确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增强地方自主财力。

过去，土地收入一度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源，也导致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依赖；房地产投资下滑后，非税收入大幅增长，还出现了“远洋捕捞”等现象。当前需要通过税收制度改革，如消费税改革，为地方政府提供更稳定的财源；同时需进一步厘清地方政府事权，明确哪些责任是中央政府的，哪些责任是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的事权，中央财政要兜底，不能留给地方。

上面说的这三个方向应该是未来五年的改革重点，且均为中央改革路线图中的既定方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了300多项改革任务，要求在2029年完成，这意味着接下来会是一个改革政策密集落地的时期，比如创新体制改革、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等。

经济观察报：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目前的改革方向、思路有什么变化吗？为什么很多人对改革的“体感”没有那么强烈？

尹艳林：这些年改革推进有显著进展，一方面改革领域更全面，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另一方面改革系统性更强，更强调改革整体性，不是以前那种更容易理解的“单项改革”。

比如正在推进的统一大市场建设，就是更具系统性的整体改革，真正触及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核心。因为统一大市场建设将聚焦点重新回到了政府行为，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五统一、一开放”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统一政府行为尺度。从当前看，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还是有成效的，比如清理招商引资税收优惠洼地，建立并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

经济观察报：现在大家对改革关注高、期待大，但也很担心“改革阵痛”，该如何平衡短期和中长期政策？

尹艳林：分析宏观政策时，不要把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搅在一起，当下带来“阵痛”的不是改革，而是需求不足这一突出矛盾，结构性改革的效果是要在中长期才能体现出来的。

现在要解决的是总量不足问题，我们的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要更加有力。货币政策要更关注总量，核心要关注价格问题，要加大增量政策力度：该降息要降息，推动实际利息持续下行。目前实际利率还是太高了，要做好向“1%”走的准备。这个当然会对银行体系带来挑战，但如果需求不足持续下去，银行系统面临的压力只会更大。如果降息不成，也可以考虑开启中国版“量化宽松”，由中国人民银行在公开市场购买国债，更有效地释放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