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做教育的人，送别“永远的校长”刘道玉

（原标题：一个做教育的人，送别“永远的校长”刘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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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武汉，雁从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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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上午8时多，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殡仪馆天元厅内，武汉大学（下称“武大”）原校长刘道玉的遗体告别仪式刚开放公众悼念，五六拨大雁从南向北掠过武昌殡仪馆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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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时左右，馆外人群开始逐渐聚拢，至8时，左胸佩戴着武昌殡仪馆配发的白花的人们分批入馆，为老校长送行。

部分自发前来悼念的人在广场外等待，为维持现场秩序，保障告别仪式庄重进行，殡仪馆安排了特定通道以供出入。

仪式开始之后，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人们在天元厅大门外站成数排，按序入场，刚开始排队的人数仅有百人左右，但队伍越排越长，站在队伍的前侧，逐渐看不到队尾。

由于等候时间过长，不少头发已花白的老年人需要不时到等候区休息，等候区准备了约50把椅子和矿泉水。

刘道玉被很多武大校友称为“武汉大学永远的校长”。刘道玉任武大校长期间的许多武大学子前来送行。在广场等候时，人们几乎都以“武大XX级”作自我介绍。殡仪馆外布置的花圈，也大多标注着“学子XXX”“晚辈XXX”。

一位刘道玉的学生向经济观察报表示，很多当年的同学如今都在政府部门任职，今天是工作日无法请假。自己在附近大学工作，因此有机会过来。武昌殡仪馆离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校仅3至5公里。

他说，刘道玉的告别仪式较为简朴，但是“来的人更多”。旁边的人说，刘校长在校时更受学生欢迎，在其他人眼里“有一定争议”。

馆外的人分批入场后，先集体行三鞠躬礼，然后行绕灵一周的瞻仰仪式，最后再向刘道玉的亲属致哀，绕灵过程中，不时有人驻足长久。

刘道玉1933年11月出生于湖北枣阳，1953年考入武大化学系，195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担任武大教务处处长、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等职，1981年出任武大校长，1988年被免去武大校长。此后，他成立湖北省刘道玉教育基金会，并担任会长。

在武大任职期间，刘道玉率先推行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度等一系列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的改革措施，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被誉为“武汉大学的蔡元培”。

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秘书长马国川十多年前曾面访刘道玉，当时他研究的课题是“大学如何进行一场更深度的改革”。

2009年，刘道玉曾公开发表《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希望大学能够在“火箭式”发展之后，暂时停下来调整、整顿，进而巩固与提高。

刘道玉与马国川谈话的核心是：中国大学有发展而无改革，学校越办越大，招生越来越多，但大学还是原先的行政化的大学。

马国川回忆，当时刘道玉已年过七旬，一只耳朵听力有些问题，身体机能也有一定衰退，但仍笔耕不辍。

“刘道玉先生思想的核心观点，就是尊重教育规律。”马国川向经济观察报总结道。

做教育的人

刘道玉本不该成为一个“做教育的人”――最初，他想成为一名发明家。

他在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写道：中学时，曾从老师那里借来了一本《诺贝尔的故事》，读完之后为诺贝尔的发明成就而震撼，因此十分崇拜诺贝尔，立志要当诺贝尔式发明家。

阴差阳错进入武大攻读化学系，对刘道玉而言，反而离诺贝尔式发明家的梦想更近了：一方面，武大是当时国内顶尖大学之一；另一方面，诺贝尔本人就是因发明硝化甘油炸药而闻名。

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通往研究之路的最好方式是成为留苏预备生，前往苏联学习。

在大学留校工作了几年后，刘道玉成功考取留苏预备生名额，赴苏联科学院接受克努扬茨院士指导攻读副博士学位，后因种种原因提前归国。科研之路被迫中断。

改革开放之际，刘道玉担任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一司司长。任内，他推动了高考制度的恢复，参与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全国科学大会等重要会议。

因“生不愿封万户侯”，刘道玉返回武大，后出任校长。他曾有多次就任行政职务的机会，但都一一回绝，只接下了武汉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主任这一职位。

从武大校长任上被免职后，刘道玉也未要求重新安排职务，或出任其他大学的校长。

1994年，在学生和朋友的支持下，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后更名为“湖北省刘道玉教育基金会”）正式成立；后来，他也曾受委托担任一所中小学的校长；再往后，主要通过各类刊物发表对大学教育改革的看法。

“我认为人生是一个大舞台，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其中扮演某一个角色，有的是自己选择的，也有的是阴差阳错促成的。我认为，在人生的舞台上，不管你担任何种角色，只要你尽心尽力，光明磊落地做人，那么你就问心无愧。”刘道玉在自传的结尾写道。

教育家的时代

刘道玉担任武大校长时，正逢“教育家的时代”。

1979年12月，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邓旭初在《人民日报》发表《给高等学校一点自主权》一文，此后，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逐步成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重点。

“给大学一点自主权”，本质是让高校从政府部门高度集权的管理体系中获得一定自主性，激发办学活力与积极性。 

尽管当时高校自主权尚未明确，但一批高校校长已开始在本校锐意改革，开风气之先。其中既有刘道玉，也有北京大学的丁石孙、华中师范大学的章开沅、中国政法大学的江平等人。

马国川向经济观察报总结，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在尊重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冲破原有的体制束缚，按教育规律办学。

刘道玉刚接手时，武大在全国重点大学中稍显落后：理科科学研究成果较少，文科学术专著不多，部分学科专业也不健全。 

刘道玉认为，大学进行科学研究，必须有大师。既然很多大师请不来，他就破格招聘那些确有才华却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可以在武大当老师。

在真才实学的标准下，刘道玉发掘了数学系的张尧庭，张尧庭后来担任武大管理学院院长；法语系的叶汝琏、郑克鲁，让武大成为当时国内法国综合研究的学术中心；管理系的杨小凯，从一位湖南省新华印刷厂的工人破格调入武大，后来成为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搭建了以超边际分析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并提出了警示后发国家制度缺陷的“后发劣势”理论。刘道玉还恢复了武大法律系建制，任命韩德培教授为系主任，使武大法律系成为后来法学界“五院四系”之一。

“有真才实学即可当老师”，学生有真才实学也应使之得到发展。为此，刘道玉在武大推广学分制，鼓励学生早修学分，早毕业；推广双学位制、转专业制和转校制，让学生能学到自己心仪的科目；设立插班生制，吸收社会英才；试行导师制，让教师更多地与学生交流。

这些制度充分兼顾了学生的学习需求，当时社会上甚至出现“转校到武大”的风潮。武大当年培养的人才，至今在国内学术、经济领域仍有重要的影响力。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只要有一个合适的环境，人才很快就会喷涌而出，尤其是年轻人、大学生、研究生。这些人本来就是人才，刘道玉主持的改革，恰好提供了这样的环境。”马国川表示。

一生做教育

据一名武大校友回忆，刘道玉被免职的那年冬天，武大操场上一棵老树突然被雪压断了。

离开武大后，刘道玉认为，高等教育若没有独立自主办学权，无论哪个大学都与武大差不多，便不再想再投身高等教育。

彼时，中国刚刚出现一批民营企业兴办的学校，刘道玉也赴各地考察，探索创办一所私立大学的可能。

当时的私立学校以中小学为主，因此他受委托执掌武汉一所中小学，希望将其作为教育改革的“试验田”。

刘道玉将自己的教育思想归结为“创造教育”。所谓创造教育，就是培养学生具备创造型人才的综合素质，比如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探索求知、敢于冒风险、敢于超越自我等。

一个典型例子是，刘道玉亲自为初一学生上《创造思维方法》选修课。这门课不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而是以专题讲座形式展开，从问题入手，每个问题引出一个思维方法。

这门课只开设了三年――第四年时，学校因经济危机停办。原因是作为投资人的民营公司不愿解决财务问题，最终不得不终止办学。刘道玉作为校长，仅负责学校日常管理，并不了解财务情况。

此后，刘道玉不再活跃于教育一线，而是通过撰文、著书等方式传递教育理念。

自2000年起，刘道玉共出版著作20多本，发表文章数百篇。可查的最后一次媒体专访，是2021年接受《教育家》杂志专访。

“毓人论说久世扬惠溢五洲，殚心瘁力兴高教誉满华夏。”这是武昌殡仪馆天元厅内，刘道玉遗像旁的挽联。

“我自认为自己的人生是积极向上的人生，是开拓奋进的人生。我是自己人生的设计者，责任的承担者，命运的主宰者，因此我感到无怨无悔。”这是2005年，刘道玉在其七十二岁出版的自传中，对自己人生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