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保持在场，永不放弃严肃表达|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

（原标题：张悦然：保持在场，永不放弃严肃表达|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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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月，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决赛现场。念高三的张悦然从家乡济南奔赴上海，坐在上海某个学校的一间教室里，眼前摆着三道命题作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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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选择了其中一道《假如明天没有太阳》，却在多年以后，对另一道念念不忘。“有一种向日葵是种不出来的，比如梵高的《向日葵》；有一种小屋是别人造不出来的，比如《汤姆叔叔的小屋》，请讨论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她更喜欢这道题，却对如何回答它感到没有把握。

决赛收官，张悦然获得大赛A组一等奖，与郭敬明、秦雯等人一同成为该届大赛的焦点人物，频繁出现在公共话题讨论中。此后，张悦然继续写小说、办杂志，将文字与创作融入日常，在作家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时间指针来到2025年，张悦然已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授，教授创意写作班的研究生课程。从执笔者到授业者，张悦然保持了25年文学的“在场”，她认为这种在场对她有价值、很重要，“这需要对时代不断地感知和共振，充分地感知它，体验它，并用作品回应它”。

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作家与读者同时经历了时代的翻涌巨变，对文学审美的观念和对现实的反思，不同代际的创作者和阅读者都在文本与对话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走向时代中心

对80、90后来说，新概念作文大赛是耳熟能详的赛事，它造就了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文学新星。大赛允许“叛逆表达”，代表着前沿和潮流，在当时的影响力不亚于现在的选秀节目。

但是，张悦然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在平静中度过的。1982年，张悦然出生在济南的大学家属院里，父亲是山东大学文学院的教授。父母对她的成长没作任何规划，她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用来读书和发呆。张悦然将那种发呆称为“做白日梦”，“从小最喜欢一个人在那“做白日梦”。后来，张悦然把这些梦编织进了小说里。14岁时，她写了第一篇小说，叫《诺言角落》，是一个关于离别的故事。高二那年，她拥有了第一台电脑，开始在上面写更长的故事。写作也成为她情感的主要出口。

直到2001年从新概念大赛脱颖而出，张悦然和同期获奖得主被推到聚光灯下，频繁为出版市场创造销量神话。一项2004年的行业数据显示，80后文学类图书占全国文学图书市场10%的份额；《萌芽》杂志因主办新概念作文大赛，发行量从赛前的5万册飙升至峰值50万册。

张悦然后来理解，在大街小巷还在卖报纸和杂志的年代，一部小说从发表到收到读者反馈，往往需要漫长的周期，“而我们这一代人正好赶上了网络论坛的繁荣，缩短了我们和读者的距离，也积累了早期的读者受众”。当时，在《萌芽》的网站，关于当期某一篇小说的讨论在杂志出刊几天就开始了，而且拥护者和反对者可以争论得面红耳赤。

凭借这个奖，张悦然本可以保送清华，但2001年由于政策的改变，保送取消，她回到先前学习的理科道路上，在三个月之后考入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当时，张悦然已经决定放弃写作，视之为一场青春的白日梦。然而几个月后，她发现自己又开始写了，而且比过去写得更加迫切。

留学期间，张悦然进入文学创作的爆发期。2003―2006年，张悦然发表了《葵花走失在1890》《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等代表作，文字洋溢着奇幻想象和青春叙事，莫言曾评价她的作品，“记录了敏感而忧伤的少年们的心理成长轨迹”。张悦然后来回忆，那时候的写作依赖想象而非经验，新加坡的热带生活让她在后续的小说中经常写到雪，因为“少过了五个冬天”。

回顾这段时间的作品，张悦然也能察觉出自己文字中的特性――作为独生子女一代，家庭与社会的多重关注，让她更习惯在文字中聚焦自我，这也是80后在千禧年前后站在舞台中央的集体底色。“那时候的年轻人喜欢写失败的爱情，写从家庭中逃离和出走，其实都是对抗主流表达的一种方式，那时候我们似乎过得更压抑，但也是这种压抑让我们表达的力量感更强。”张悦然说，上一代作家的故事中，人物带有复杂的社会关系，而自己的主人公通常是孤立的、疏离的，“这也许和我们这一代人缺乏集体观念的成长环境有关”。

张悦然时常能回想起2000年的跨年夜，还是高中生的她在济南刚建成不久的泉城广场上和人们一起倒数跨年，人潮汹涌，现在想起还有些魔幻：末日和未来，不知道哪个是人类的明天，“在千年之交，我们正好成年，这不免给我们一种不同凡响的幻想。同时，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大胆的想象”。

转折

张悦然早期作品中，人物往往深陷个体精神世界的探索，几乎每部代表作都以自我认知、记忆追溯或内心挣扎为核心脉络。如《樱桃之远》里的杜宛宛，因成长中的自我保护本能陷入心灵困境，纠结于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即便是《誓鸟》这样背景宏大的作品，核心依然是女主人公春迟为找回自身记忆，不惜刺瞎双目、穷尽一生打捞贝壳的偏执求索，本质上仍是一场向内的、关于自我身份的叩问。

而2016年出版的《茧》，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张悦然的转型之作，她从青春梦幻中醒来，关注他人命运和社会现实。

《茧》以两位青年的视角切入，串联起上一辈的历史遗留创伤与家族秘密，在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交织中，讲述一代人如何背负过往、挣脱枷锁走向新生的故事。

“随着年龄增长，不可避免地要关注现实。”张悦然说，关注现实不一定要写身边发生的事，而是写对现实的一种认知，“是将自己对社会和现实的感知投射到小说中，带着这种关照去体验人物的痛苦”。

回望那一阶段的作品，张悦然发现，这种被放大的微观情绪是自己在无意识状态下自然流露的，“从小生活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男性角色占主导的社会环境里，自己所体会到的束缚和压制，反映在小说中便会有这样反抗式的表达”。

和张悦然一样，80后作家们也集体将文字聚集到城市生活。“伴随着我们这代写作者的崛起，文学也在转向对城市的书写，不仅是城市的生活景观，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新的距离和关系，比如孤独感、疏离感，都在其中。”张悦然说。

张悦然在大学家属院长大，父亲的很多学生都是70后，每年夏天毕业时，这些大学生都会抱在一起痛哭，毕业纪念册的留言是清一色的“前程远大”“未来可期”，在张悦然看来，80后一代中几乎不再有这样的集体主义意识，“人与人之间还有如此亲近的距离，让我觉得非常羡慕”。在《茧》中，张悦然借女主人公李佳栖之口说，那时候人们经常用“谈心”这个词，心还是谈得出来的。但是后来，人心就藏得越来越深了，无法触及。

这种疏离感似乎在更年轻一代的作者中更甚。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也包括人与现实的疏离。他们天马行空地发挥想象力，多书写自身未经历的架空历史、国外环境乃至二战等题材。张悦然表示很理解：“或许因为现实太趋同了，当代年轻人都过着差不多的生活，他们不喜欢写现实，更愿意在虚构叙事中找到他们认为独特的、能够妥善安置自我表达的方式。”

“实际上，表达本身并非难事，难的是让创作者的表达真正抵达读者。”张悦然说，过去25年，文学创作者在持续更新创作主题与题材背景，而读者的阅读渠道，也随着媒介形态的技术迭代不断拓宽。

回归初衷

写作之余，张悦然在2008年创办文学杂志《鲤》，她希望年轻一代有更多表达的平台。那时，她已隐约感觉到传统文学期刊中的作品，审美趣味与文学价值观已与年轻读者相去甚远。以《鲤》为主要阵地，张悦然先后启动“匿名计划”和“伏笔计划”，鼓励文学新人和成熟作家投稿。

张悦然为新概念作文大赛做了近10年的评委，看着那些参赛者从各大城市，甚至乡下送来的手写初稿，张悦然也动容：“我觉得比赛是一个非常公平的形式，好的比赛给文学现场带来活力。我现在在做的文学比赛，就和我最初从文学比赛中获得支持有很大关系。”

2025年是举办“伏笔计划”的第二年。文学环境不好，给比赛带来很多现实困难，但张悦然依然愿意坚持下去。因为她总是能在投稿中看到令人兴奋的作品，她相信这些年轻的写作者应该被更多人看见，应该获得及时的嘉赏。

在张悦然身上，80后作家的标签似乎也与25年前有所不同。2001年，她是文坛新生与前沿的代表；而今，她多了一份保护严肃文学环境的责任感――抵御社交媒体口语化的冲击，捍卫严肃文学的文学性与思想性，鼓励创作者直面人性的复杂、现实的残酷。

张悦然明确拒绝学生在创意写作课上使用“破防”一词，若小说出现具体商品品牌，需要考虑是否符合情景，“这些热词的背后是对情绪表达的简化，是对个体独特性的抹除”。

在最近的课堂上，当她质疑学生作品里人物的动机不足时，学生向她解释自己的主人公就是一个“淡人”，这引发了她的思考。对于她这一代人来说，最初写作时，那些人物往往执行着作者本人的反抗意图，具有强烈的爱恨情仇。然而现在的年轻写作者，却在如实传达个人的某种无欲无求的状态。张悦然意识到，一些经典的叙事技巧在时代情绪面前，似乎有些失效。

“审美”一词被张悦然反复提及。从千禧年到2025年，文学的审美随着媒介技术更迭始终在变。“我无法保证笔下的主人公是道德上的完人。读者阅读严肃文学，往往像一场充满挑战的冒险，因为书中的主人公或许是读者难以认同的形象，其价值观与读者往往相去甚远。”张悦然说，对角色的严苛道德审视，不仅会束缚创作者的表达自由，也会让一部分读者失去本真的文学审美。

丰富的文学题材、便捷的阅读渠道，与相对有限的读者群体形成鲜明反差，这让严肃文学创作者极易陷入财务窘境。版税是作家核心收入来源之一，按图书销量比例结算；新人作家或短篇创作者则多以稿费计酬，常见形式为千字稿酬或版权买断。无论哪种结算方式，唯有作品销量可观、多次加印或再版，作家才能按约定比例再次获得版税分成。

但现实远比理想“骨感”：全职投身严肃文学写作的创作者寥寥无几。即便是创意写作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也往往需先找一份全职工作维持生计，再利用业余时间坚持创作。更令张悦然惋惜的是，不少颇具写作天赋的学生，因难以靠写作实现经济独立，最终不得不向现实妥协，毕业后放弃写作。

即便如此，张悦然仍然相信当下是成为作家的好时机：“文学变得边缘化，但写作也有机会变得更自由。”现在，张悦然的手机里没有短视频社交软件，她也从没看过短剧。作为作家，她有意识地节制自己的表达，她希望自己可以沉下来，像在心里拂去一层表面的尘土，留下真正有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