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平等的幻象：动荡时代的先知）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在全球范围内，彼得・德鲁克一直以“著名管理学家”乃至“管理学之父”的显赫身份为世人所熟知，德鲁克的这一耀世标签与“管理学”这一学科在二十世纪的强势崛起和发展密不可分。事实上，德鲁克不止是一位先知型的管理学家，更是一位抱负远大的思想家。早在1993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就给了德鲁克一个精准的定位：“在一个充斥着自大狂和江湖骗子的行业中，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
然而，对德鲁克本人来说，他很少以“管理学家”自居。他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媒体将管理学家称作“大师”（guru），是因为“江湖术士”（charlatan）这个词太长了而不适合用在新闻标题中。
终其一生，德鲁克所关注和思考的一个焦点问题是：人、组织、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此，德鲁克在晚年创造了一个词，称自己为“社会生态学家”（social ecologist）。如果说德鲁克留下的39本书和不计其数的文章形成了一个浩瀚的思想景观，那么其景深处的源头伫立着的是他的第一本书，也是他的成名作――《经济人的末日》（1939）。
《经济人的末日》
[美]彼得・德鲁克 | 著
洪世民 赵志恒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年8月
著名学者汉娜・阿伦特从政治哲学的视角，研究了德鲁克毕生思考的两大主题：《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和《人的境况》（1958），德鲁克这本令他声名鹊起的著作《经济人的末日》的副标题正是：“极权主义的起源”。他在半个世纪后的序言中写道：“我在1933年希特勒掌权前段几个星期就动笔了。”这意味着，德鲁克开始思考和写作这个重大主题的时间，比阿伦特早了至少12年。
更难能可贵的是，德鲁克的商业背景，也使他跃出了意识形态的简单化思维，以一种更宏大、更系统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将这场二十世纪的巨大灾难，放到全人类的场域中全面思考，而非仅仅聚焦于极权与德国犹太人的关系上。
笔者以为，这本书中所蕴含的重大主题和丰富思想，正是日后德鲁克走上管理学道路的逻辑起点。在德鲁克看来，一个现代世界的公民，既需要获得在公司、工厂谋生的职业技能，更需要寻找信仰和价值。没有前者，他就会被社会抛弃，愤世嫉俗；没有后者，他就沦为纯粹的“经济人”――这为恶魔的降临提供了绝佳的土壤。
正是在此意义上，德鲁克眼中的管理不只是一个学科、一门专业，更是一种视角，一条道路。终其一生，德鲁克将管理学视为一门“博雅技艺”（liberal art），而将管理视为对抗极权专制的工具，以及通向丰盈人生的契机，而非一个人或一个组织的成功学。
人的历史
德鲁克曾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是管理。”这一断言的内在意蕴，乃是将管理视为对抗极权专制的有力工具。作为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的管理思想以其浓厚的人文底蕴和实践色彩，致力于矫正管理学过分科学化、理论化的倾向，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阔视角确立了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
因此，单一的管理学科的视角无法让人领略到德鲁克思想的全部意蕴和魅力。如前所述，德鲁克真正关注的乃是人、组织与社会三者的关系。要重新认知德鲁克，全面深刻地评估其留下的博大厚重的思想遗产，必须要从他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进入，一个关键的视角乃是：人的概念的历史。
在德鲁克看来，西方历史中人的概念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转变，即从十三至十四世纪的“灵性人”转向十七世纪的“智性人”，又在十九世纪转变为“经济人”。“灵性人”尽此一生充当上帝的子民，并最终获得灵魂的救赎。那种自由是在追随基督或撒旦之间选择的自由；“智性人”穷其一生探究真理，并尽己所能担起真理的重负，哪怕为了真理而触怒教会。那种自由是在真理与蒙昧之间做出选择的自由；而“经济人”把物质世界的利害盈亏当成生活的核心领域――他未必是商人，却把商人般的计算理性当成指导生活的方法论。当“经济人”成为人之典范时，人们对生活的想象与激情便统统降落在物质世界。
从十九到二十世纪，“经济人”先后遇见了两种伟大承诺。一种承诺说，只要让物质资源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只要允许人们在逐利当中自然博弈，人类就会自动走向幸福；另一种承诺则说，前一种承诺无比虚伪。因为所谓自由流通、自然博弈，不过是富人的阴谋。这种承诺告诉人们，人类肯定会获得最终的幸福，但第一步是通过革命，用鲜血和头颅换来平等。两种承诺，是统治了现代生活的两种“主义”。在德鲁克看来，两种“主义”看似水火不容，其实它们共享同一假设：人不多不少，仅仅是“经济人”。它们承诺的一切，无非是要满足“经济人”的想象和激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们看清了市场自由背后的谎言，也意识到以平等为名的革命之后，等待人们的是更严酷的不平等。无论走哪条路，道路的尽头都是绝望。更可悲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