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入烟萝四十年――散文集《一入烟萝》代后记）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一个画面，根植脑海许久：读过旧私塾的父亲，戴一副老花镜，捧一本黄旧的“老书”，读得津津有味。那本旧书，竖排，繁体，封面残破，但被父亲用一张不知从何处寻来的粗纸包裹，经常脱落，缺了一角，粘了泥土，甚至落上一粒变形的高粱米……后来，将要散架的时,父亲索性找来一块破布，保护着那本“行将就木”的书。
对于尚未识字的我，父亲手里捧读的，等于天书。有时转到父亲身后，看他用钢笔在字间划着，手指间尚存刚从田间带回的土屑……他手中的书并不固定，当我认字之后，可以辨出有时是《资治通鉴》，有时是《隋书》，肯定还有别的，只是我的记忆已被时光掐断。唯一难忘的是他那个捧读的姿势。那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质匮乏，全家人三餐无继，父亲的阅读似在告诉我:书页上的文字比吃食金贵。
当我渐渐长大，能认出书页上的些许文字，这样的画面就有了重量。
一本破旧的繁体四角号码字典，或者说，我是“读”着这本字典，叩响了文学之门。
彼时的乡下，原始、贫瘠、动荡，果腹成为所有人的第一要务。父亲给这个家庭营造出一种奇特的文化氛围：物质食粮与精神食粮的同步奇缺，使得这个家庭笼罩着一种有别于邻人的别样的重度饥饿。一方面，父亲每天眉头紧锁为全家的肚腹奔走，及至夜灯如豆，他又一字一句地教我背诵四角号码口诀：横一竖二三点捺，叉四插五方框六。七角八八九是小，点下有横变零头。对于求知若渴的农村孩子，平时见过的文字本来不多，只好先囫囵吞枣地熟记口诀，然后对照字典扉页里的图形，一笔一画地揣摩、对比，很快，我居然能够熟练地使用了。
由于这本字典，我过早地完成了繁体字启蒙，高中暑假的时候，父亲为我借来一本繁体《红楼梦》，内容虽似懂非懂，但阅读却毫无障碍。有一点可以肯定，从这本书开始，正式开启了我的读书生涯。
我的阅读之路，嗷嗷待哺，一直“营养不良”，这种缺憾日后再怎么“勤奋”也难以弥补。怎么讲？该读书的时候，书还不如现在的奢侈品，奢侈品至少还能看到图片甚至见到实物，而彼时的书不知藏在爪哇国的哪个角落，连个带字的纸片影子都很少见。如我这般对书饥渴的孩子，就成为一棵倒霉的小树苗，在嗷嗷待“水”的年龄偏偏干早无雨,等它歪歪斜斜成年了，明显地“弱不禁风”，无论“体质”还是“风貌”绝对的先天愚弱。这也直接导致我成年后在写作上的“手长衣袖短，不敢下东吴”。
不过，尽管如此，字典阅读已让我成为小村里的阅读冠军。每当语文课到来，我最期盼的就是写作文，零散的阅读，成为我作文课上资“炫技”主壤，让我的作文很快在班里崭露头角，从小学到中学，语文老师多次在课堂上朗读我的作文，写有我名字的作文出现在全校黑板报上，那样的“荣耀”在当时大概与后来的报刊发表相差无几吧，而语文课代表这个“官职”也形成老师对我独有的偏爱，仿佛接续着父亲捧读的画面，给了我无言的勇气和昭示，提示我可能要写点什么。
随着文字的旖旎亦步亦趋，烟萝深处，文学生根。高考后到省城求学，第一次惊讶于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一种建筑物叫“书店”，才知自己与书的世界间隔了多久！从此双脚就像长了眼睛，人也成为书店常客。
工作、成家后，父亲有时跟来居住，每次仍带着一两本用破布包裹的书。此时那些书已经像他的人一样訇然老去，黄旧残破，仿佛分分钟风蚀成尘。他经常倚在床头或沙发，仍是那个固定的捧读姿势，陪伴了我初为人妻人母时的焦头烂额。
尽管所学专业与文学南辕北辙，一种写作的渴望在心中隐秘滋生。从晚报的豆腐块开始了我的“写作”，并不脸红的一摞发表剪报，让我从一名纺织技术人员成为一名党校教师，自认为越来越近地拥抱了文学。
一入烟萝，彳亍而行。
初站党校讲台，没有想象中的紧张，反而赢得一片赞美，以至有一段时间，我竟爱上了“授道解惑”，并准备当作终生职业。
可是，后来的环境如温水煮蛙。在党校时间久了，本以为更靠近文学，哪知身处的气场与文学凛然相悖，使我的“写作”更多处于地下、半地下状态。身边幸福的同事们，可以为唯品会的一张打折券手舞足蹈，也经常为学会了一个广场舞步兴奋一天，每天上午和下午，她们把教室桌椅叠放，腾出一块空地，一个小时的广场舞能让她们如沐春风。她们的美满衬托着我的纠结和痛苦，不觉间我又渐渐回到文学身边。原来，文学是为痛苦预设的，幸福和圆满不需要文学，我的写作，仍在“地下”。
业余写作的这些年，每每参加文联、作协的活动，总被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刺激”着：文联、作协、宣传部、报刊、出版社、广电……凡目力所及，谈及学历时，多为某师范大学中文系；往往主宾相见，“师兄”“师弟”“师姐”“师妹”此起彼伏，让我啧啧生羡。后来扩展到全国的文友、编辑，中文系的“标牌”愈加响亮：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北大中文系也不鲜见。往往这时，心被一次次蛰疼。倘若中文二字再缀以...
